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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乘坐32人抬的大轎,是真的嗎?

來源:荊州日報 作者:齊悅 2018-07-13

張居正父親張文明去世后,張居正回鄉奔喪途中,從北京到江陵迢迢數千里,盛況空前,各地文武官員無不傾巢出動,設祭迎送,靡費浩繁;有的官員甚至跪在地上呼天搶地,如喪考妣,祭拜元輔老太爺。此行尤其招眼的便是首輔高貴奢華的“如意齋”,所謂“如意齋”就是張居正回鄉乘坐的“轎車”。

轎車由河北真定知府錢普“供奉”,前半部是辦公室,首輔白天在此處理公文;后半部是寢室,勞累了便可小憩。轎車既大且重,需三十二個壯丁抬轎,左右兩邊各站一位童仆,伺候相公起居。轎車前后伴有六名訓練有素的鳥銃手,這是戚繼光為報首輔知遇之恩,精挑細選出來,專門為首輔一行保駕護航的。

這座絕世奢華的轎車遭到古今無數士子的嚴厲指責,王春瑜《中國反貪史》批評張居正在反對別人腐敗的同時自己腐敗,甚至認為他的驕奢淫逸導致改革的最終失敗,這輛轎車就是他生活腐化,濫用職權的最好例證。

其實,類似王春瑜的觀點古已有之,《四庫全書》編纂官紀昀認為“神宗初年,居正獨持國柄,后毀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張居正確實是位頗具爭議的傳奇歷史人物,“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他的傳奇不僅在于以一人之力實現大明王朝的中興,更在于纏繞他生前死后無數的恩怨是非。他既勇于革新、為帝國立下不世之功,又擅權攬政、作威作福,人們總能從不同的側面得到不同的評價,這些評價有時不免流于人云亦云。而幾百年來,種種離奇的說法無不影響著對張居正的褒貶評價,也展示了“三人成虎”的可怕影響。

一、史源探究

有關張居正乘坐轎車的記載最早見于同時代史學家王世貞的《嘉靖以來首輔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以供奉者。前為重軒,后為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王世貞和張居正雖是同科進士,卻有嫌隙,《嘉靖以來首輔傳》又是在張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大背景下撰寫,《首輔傳》對張居正持否定態度,行間字里,酸辣兼備,尤愛從私生活方面下手抹黑居正,轎車即是其中之一。書末對張居正的評價除了有才干外乏善可陳,大加鞭撻他的人品修養,說他身敗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

后世不少文人都認為王世貞逞才使氣、褒貶抑揚過情,不足以據為信史。清代紀昀等人在將《嘉靖以來首輔傳》收入《四庫全書》時評價其“大抵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證”,但該書也不免有道聽途說之語,甚至存在失實錯漏問題,尤其是那些貶低張居正的記載。

王世貞畢竟是明代最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嘉靖以來首輔傳》又是王氏晚年頗為自豪的作品,流傳廣泛,晚明以來一直到現在,上至官修史書,下到筆記野聞,各種版本的張居正傳記都或多或少受到此書影響。焦竑《玉堂叢語》基本延續王世貞的說法:張居正奉旨歸葬……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前重軒,后寢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焦竑作為理學名流,對張居正奪情守制一事極為憤慨,加之張居正曾禁毀天下書院,焦竑也對這位鐵腕宰相缺乏好感,其著作中凡提到張居正處,多為批評他專制擅權、驕奢無度,成見的存在致使很多細節記載失真。

野史大家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記錄了他耳聞目睹之市井風俗和逸聞瑣事,首輔轎車不可避免地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戊寅,江陵自京師歸葬,及自荊州還朝,其以異禮事之者,無不立致尊顯。惟真定知府錢普以嗜味進,最為當意;又造步輦如齋閣,可以貯童奴,設屏榻者,江陵甚喜。

沈德符的記述主要是針對真定知府錢普,說他為“諂附”張居正制作供奉了一頂大轎,本想藉此飛黃騰達,不料時蹇運乖,不但沒沾到絲毫便宜,卻因這頂轎子被王世貞等人記錄在冊,永被后人恥笑。文中只說該步輦制作地像書房一樣,可以放置一些坐臥家具,也可以容納童子伺候,規格肯定高于普通轎子,但這與王世貞所記“前為重軒,后為寢室,以便偃息。

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還是有較大的區別的。

無論如何,張居正歸葬乘坐轎車的細節在當朝史家幾度繪聲繪色的描述渲染下,似乎成為“信史”,后世學者和大眾都深信不疑。《明神宗實錄》、《明史》等正史中并無記載張居正的轎子,但批判張晚年“驕恣”,他僭越乘坐巨無霸轎子是否是他驕恣的一大罪行?

二、疑點重重

1、常識推理

值得注意的是,當張居正于萬歷六年(1578 年)回鄉葬父時,他在途中曾給神宗皇帝上過《請寬限疏》,其中報告:“臣于三月十三日,蒙恩準假辭行,至間月初四日抵家。”

依此而論,張氏的行期只有22 天,返程時因適逢陰雨,走了24 天,北京與江陵之間單程就將近三千里,則平均每天要行進超過65 公里。途中張居正還要處理政務、接見官員、拜會藩王、參加宴會,行色匆匆,即便不考慮當時的交通狀況,并且按照每天行進10 個小時計算,平均時速也要達到6.5 公里,這對于單人步行來說,已是相當迅速;而32 個轎夫即使個個都訓練有素,抬腿起步整齊劃一,將大轎扛在肩頭一路走到江陵,就實在匪夷所思了。

最初記載轎車的王世貞并未詳記他乘坐這頂大轎多長時間、走了多少路程。他所說的“凡用卒三十二人”是指先后輪班抬轎的共計32 人還是同時抬轎的有32 人,以至后人有意無意地認為他整個行程中都是乘坐由32 人齊抬的大轎招搖過市。

王世貞的描述本就過于夸張,且有道聽途說、斷章取義之嫌,后世之人在此基礎上加工而成的“三十二名轎夫抬著一架大轎,赫赫煊煊地從北京南下”更純屬主觀臆斷。

那么,或許張居正返鄉途經真定府時,盛情難卻,接受知府錢普所贈大轎,行進了幾天;因這段路恰好縱貫華北大平原,而且張居正途中還要批閱重要的奏章,如治河專家潘季馴著名的《兩河經略疏》就是張居正歸葬途中批準允行的。緊張的行程中能在舒服寬敞的轎子里休息些許繼而集中精力批閱公文,似乎也能理解。

2、明代各級官員乘轎的典章制度

明代對官員乘坐車輿有嚴格規定,據《明史。輿服志》記載:“(代宗)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孝宗)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世宗)嘉靖十五年,乃定四品以下不許乘轎,亦毋得用肩輿。”

直到張居正已任內閣首輔的萬歷三年,還“奏定勛戚及武臣不許用帷轎、肩輿并交床上馬”。可見張居正當權時期,明代對官員乘車坐轎的待遇問題要求嚴格。即使張居正符合乘轎的要求,至多也只能用四人抬轎。

《明史。輿服志》沒有說明皇帝的步輿(步輦)規模,但《清史稿。輿服志》中介紹:“清初仍舊明制,皇帝乘輿有大儀轎、大轎、明轎、折合明轎。乾隆十三年,諭定大轎為步輿。”其中,步輿“臾以十六人”。也就是說,皇帝的步輿也僅能用16 人抬轎,如果張居正真敢乘坐32 人抬的大轎,則不啻超越皇帝,簡直是大逆不道了,張居正晚年縱然再驕恣枉為,也不至于昏聵至此吧?況且他當時又在大刀闊斧地實行公車改革(驛遞改革),他不正己肅下,又如何能號召百僚支持改革呢?

3.反對派的彈劾

張居正是一個大破常格革故鼎新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滿,顯赫的地位使他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一舉一動無不被大家廣為關注。如果他真的乘坐轎車,必然會受到給事、御史等言官的彈劾指責。可無論在他生前還是身后,都未因此受到攻擊,這不能不令人生疑。

張居正在世時,就一直有人批評他的作威作福。萬歷四年正月,張居正的門生劉臺就曾上疏彈劾他“擅作威福”;萬歷五年,在他父親去世后的“奪情”事件中,更遭到大批翰林、御史等的集體反對;即使他歸葬回京后,又遭到戶部員外郎王用汲的猛烈彈劾,批評他擅權亂政,也未提及轎子。

或許由于萬歷皇帝和兩宮太后都支持張居正奪情而大力打擊言官,因而沒人敢于在他生前拿這頂“逆天”轎子說事;但在張居正死后,萬歷皇帝發起對他的清算,墻倒眾人推,“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各種攻訐紛至沓來,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記載過張居正乘坐轎車的沈德符也記載了落井下石者羅織的罪狀,并對捕風捉影、造謠生事楊四知之徒予以無情的唾棄與鞭撻:如楊御史四知者,追論其(指張居正)貪,謂銀火盆三百架,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數百只,此孰從而見之?又謂歸葬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則又理外之談矣。

張家公子絕非紈绔子弟,在父親教導下勤奮好學,廉潔自律,卻也遭到反對派無情的清算陷害;至于揭發居正歸葬途中鑿井蓋廬更屬無中生有。除此之外,謀逆篡位、掘人墳墓、侵奪王府、變亂成法、專制擅權等各種有的沒的罪名都被惡毒地用來攻擊故首輔。種種奇聞,連不滿張居正的沈德符等人都深感匪夷所思,反映出當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政治環境。但即使此時,竟未有人拿“32 人大轎”這絕好的“罪證”說事,此事的確成疑。

4、親歷者后人的回憶

明末清初士人梁清遠《雕丘雜錄》有條札記格外引人注目:“野記言,江陵相予告還朝,真定守錢普創為步輿以媚之,步輿內數童子,執拂供役,無異舟車。余記先祖言,曾親見江陵公過真定,所乘絹轎無異恒制,但轎傍二童子執拂步隨耳。無步輿之說也。此非先祖目覩,未有不信為真者,野史詎可慿乎?”

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后人,梁清遠的回憶較為可信。在他的記憶中,先祖梁夢龍親自目睹乃師張居正路過真定時,乘坐的轎子完全符合規格,只不過轎傍有二童子跟隨,無奈后來發展成聳人聽聞的步輿,他以此質疑野史的可靠性。

這條記載鮮為人知,但卻是有力證明張居正并無僭越乘轎的直接證據。梁清遠的先祖正是張居正的得意門生梁夢龍,梁夢龍恰巧又是河北真定人,必然比外人更加熟悉真定知府的所作所為。

由于梁夢龍與張居正關系密切,一向被視為“江陵黨羽”,且此記載又為孤證,不免令人懷疑是否為居正開脫罪責,否則為何眾多沿途目擊者中唯獨梁家后人為居正喊冤?

徐學謨《歸有園稿》記敘了張居正歸葬途中另一件軼事或許能揭開謎團:江陵公之歸葬其父,四方賻者亦累數百萬,江陵亦未嘗受,即祭文俱卻之。車載騾駝而歸者,絡繹于道,此江陵人所共見者。第其奪情之舉見鄙于士論,人遂并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謂其乘喪黷貨耳。

徐學謨并未溢美居正,張居正歸葬途中,各地官員為諂媚首輔借吊唁張父之機大肆行賄,而張居正面對滾滾而來的財富卻能不為所動。他路過河南時,封藩在開封的周王朱在鋌派人持禮物和祭品在邊界迎接。張居正只收祭品,其他一律封還。盡管如此,士林由于厭惡他奪情違制而不顧事實真相,想當然地認為他乘奔喪貪污斂財。

同理可推測,由于張居正違反了儒家的行為范式和傳統的治國理念,他推行的改革又得罪不少人的利益,先入為主的成見使士人帶上有色眼鏡,樂于接受這位離經叛道當權者的負面傳聞。在那些本來就與張氏有怨的文人筆下,他的缺點被無限放大甚至無中生有,使得原本簡單之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真偽難辨。

結語

綜上所述,張居正絕不可能乘坐超豪華的32人大轎大搖大擺地從真定一路行進至江陵,再從江陵返回北京;只可能在部分特殊路段由于工作需要乘坐超越常規的轎子行進。

野史中傳說的轎車到底有歟無歟、是耶非耶,在明代歷史上無足輕重,但卻直接關系著張居正的為官操守和歷史評價。他究竟是貪腐的能臣還是德才兼備的救時宰相,是是非非伴隨其身前身后,這也是他四百年來無法蓋棺論定之故。

靠他一人之力無法改變歷史的行程,那些曾經令人艷慕的功名富貴,終究要化作一片青煙無情地散去。就如同張居正身后“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下場一樣,張居正的最大悲哀,莫過于在“人治”的社會體制中,任何個人的功過毀譽,都會與其遭逢際遇緊密相連,既無公正可言、也無公平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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